大仙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 中国文学没大师！1949年以后，一个都没有；1949年以前，曹雪芹是最后一个。
       我这里对大师的年代限定专指白话文运动兴起到当下的21世纪，不包括遥远的古典，中国古代第一位文学大师叫无名氏，其辉煌之作为作于战国、成于西汉的《山海经》。《山海经》与《红楼梦》是中国古典文学首尾相连的两大巅峰巨著，体现了中国文学在封建传统数千年的压制中，中国文学灵魂依然迸发出的绝顶想象力——非理性、超现实、形而上、大魔幻。
       当然，在古代文苑，大师级的人物还有一些——屈原、宋玉、庄子、司马迁、陶渊明、李白、王维、杜甫、苏轼、李清照、纳兰性德，差不多够了。
       而自白话文运动到现在，中国就没有产生一位文学大师，胡适、鲁迅、梁实秋、林语堂、徐志摩、戴望舒、郁达夫、钱钟书、张爱玲、沈从文、施蛰存，老舍，他们都是优秀作家，但，不是大师。至于韩寒说的文笔一般的茅盾、巴金、冰心，只能是一般，不可能不一般。
       为什么像茅盾、巴金、冰心这些文笔一般的作家，还冒充大师在我们眼前晃呢？道理很简单，大师在中国，就是一种搞笑。君不见，余秋雨都快成大师了，大师还能要吗？
       看看徐滔主持的BTV-3的《法治进行时》吧，那里面多少大师现了原型。以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型男，现在明白了——现了原型的男人，就叫型男。
       居然有人认为巴金是“是我们民族心灵史的书写者”，他要能书写心灵，咱还能有心灵吗？我宁可没心灵，也绝不让巴金替我书写，他不佩！
       所以，韩寒在陈丹青的策应下，重炮轰击中国文学虚拟出来的大师概念，十分鼓舞人心，有些大师给你当老师都不要。韩寒说得靠谱——最近有记者问我，外面说我炮轰和侮辱很多文学大师，问我是怎么想的？我就开始回忆，哪里？大师在哪里？我什么时候炮轰和侮辱李白苏轼他们来着？
       这是一个炮轰伪大师的年代，老少双侠陈丹青、韩寒已疾电出手，我们继续。
       正像法兰西伟大的外交官诗人圣琼·佩斯高歌的那样——已经有更艰险的伟业在为我们歌唱，道路已被新的手开拓，火炬从一个高峰举向另一个高峰……

       文/邹静之

       记得早年大仙曾写过一篇《人生如随笔》，其中有一句较有印象——随笔是一种人生的轻功，跟着随笔走，一步一个飘然的身法，竟也能把人生走得很远。20年前，随笔还不太流行，大仙就开始以精湛独特的文字，开随笔短小精悍之风。那时没有微博，而大仙的一篇随笔也就二、三百字，酷似微博的先驱。大仙能在极短的文字中解决问题，这是因为他是个诗人，诗人对文字有极端的占有欲和超强的统治力，用诗歌的情怀写随笔，随笔自然臣服。那时候，大仙就已文字的轻功，玩着随笔后空翻。
       20年之后，大仙出了这本《前半生后半夜》，将20年的随笔文章集纳成册，不一定篇篇精华，倒也句句可读。随笔是练文字的，平淡出奇峻，大仙却不理这碴儿，直接奇峻，一步到位。在别人于无声处听惊雷之际，大仙却惊雷过后是死寂。文字要反着来，正着来谁都会，那不叫本事，文字的高手最忌讳顺流而下，特喜欢显摆逆流而上的功力。大仙随笔文字屡屡呈现自我挣扎——现在流行叫自我纠结，他确实比较擅长在文字的死角中，令语言豁然开朗。
       随笔就是江湖，江湖因随笔生动，就像1997年大仙在三里屯北街泡吧时，跟每一位销酒小姐喝啤酒玩酒令时的慷慨陈辞——人在江湖飘，谁能不挨刀？据说，进入本世纪，大仙为了跟和谐社会与时俱进，强调维稳的大局观，将这一酒吧的行酒令改成——人在江湖飘，谁能不闷骚？这个圆润的文学中年，永远站在流行的前沿。
       大仙擅长用随笔一笔笔切开江湖，而江湖作为对他的报答也百般容纳他。记得大仙曾说过1974年14岁时在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中就曾铭心励志——别人怀宝剑，我有笔如刀！随笔俨然已成为他的刀锋，沐浴清风，锋芒犹在。看看他写的《三里屯十八条好汉》1.0版和《三里屯十八条好汉》2.0版，就知道北京江湖的盛况了——王朔、崔健、老狼、何勇、宋柯、戴方、石康、尹丽川、张弛、艾丹、赵波、赵赵、狗子、黄燎原，这是北京文化江湖跨世纪的大局，大仙在每一个酒吧静候着这些人，然后抡起大酒，冲起人生，未来酒醒后，再煽起文字。
       江湖处处皆历险，但大仙，在历险中抖攒儿，把攒抖得像潘家园似真似假的古玩店。随笔是江湖，人生是地摊，暗合着大仙文字中的风云变幻。读罢大仙的书，我也凑合会压韵了。想起大仙文章中的一句话——我把栏杆拍遍，竟有一处栏杆，化为刀剑。大仙的文字宛若刀剑，灵气一团，半空里虚无，一晃成仙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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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1985年，我进入圆明园诗社，负责诗社的对外联络。这期间，认识了两位在人大留学的日本女大学生，其中一位叫宫静爱，跟我经常聊诗，比较投机。
       宫静爱时年24岁，日本名古屋人，在人民大学学习汉语，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，住在人大静园公寓。我们经常在三义庙一带的小饭馆喝酒聊诗，宫静爱对中国三十年代文学有着比较浓厚的兴趣，对那个时代的作家基本上如数家珍。起初我还不知道宫静爱有多宽的知识面，就考她：知道“语丝派”吗？她随即回答：1924年在北京创刊的《语丝》周刊为中心的作家们，主要有鲁迅、刘半农、钱玄同、冯文柄、顾颉刚、孙伏园。我又考她：大众文学是谁提出来的？她对答如流：瞿秋白，1930年在《文学日报》上提出，要求运用最浅显的无产阶级的普通话，打倒那些新文言的“假白话”和旧小说的“死白话”，创造出劳动人民自己的文学语言。
       我们聊到卞之琳，宫静爱说：他的《断章》好死，精悍到家，有些日本俳句的意韵。我说：卞之琳还有一首好诗，叫《雨同我》——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，鸟安于巢吗？人安于客枕？想在天井里盛一只玻璃杯，明朝看天下雨今夜落几寸。我问宫静爱：戴望舒的诗你一定喜欢《雨巷》吧？她说还有《断指》，但最喜欢的是那首被人忽视的《寂寞》：我今不复到园中去，寂寞已如我一般高。我夜坐听风，昼眠听雨，悟得月如何缺，人如何老。我说我最喜欢戴望舒的《百合子》：百合子是怀乡病的可怜的患者，因为她的家是在灿烂的樱花丛里的……宫静爱笑了起来：你是真喜欢还是在奉承我？我说：用戴望舒写给日本女性的诗奉承日本女孩，也算珠联壁合呀。
       宫静爱对现代文学的眼光挺独的，她在众多当年的白话诗人中，极其推崇朱湘，认为他的诗在近代诗人中，最接近诗歌本质。我对朱湘也比较热爱，就背了一句：你的情好像一粒明星，垂顾我于澄静的天空，吸起我下沉的失望，令我能勇敢的向前。宫静爱说，这是朱湘的《答梦》，接着她也给我背诵：三弦抖动而呜咽，哀鸣出游子的心胸，无人见的暗里飘来，无人见的飘入暗中。我说：这便是朱湘著名的《弹三弦的瞎子》。
       朱湘是中国早期白话诗歌最为边缘的人物，这方面宫静爱跟我的趣向比较一致，不怎么喜欢那些一流的、名比较大的、咋咋呼呼的诗人，而喜欢一些低调的、被忽视的、沉郁坚忍的诗人。宫静爱问我：既然喜欢朱湘，那肯定也喜欢冯至了？我说：那当然，我认为中国白话诗人中，语言功力最好的首先是闻一多，其次就是冯至。
       后来，在寒雨的北京站凄冷的月台送别宫静爱时，我们竟一同念出冯至的诗章：好一个悲壮的、悲壮的别离呀！满城的急风骤雨，都聚在车站。车站的送别人，送别人的心头了……

       近日，某杂志做了一期“女人生猛”的话题，让我谈女权，我觉得女权最基本的出发点应该是——女人灭男人的权利。
       张弛说，北京女孩是中国最靠谱的女孩，这点我相当赞成，虽然我们俩娶的都不是北京女孩。北京女孩的靠谱之处在于崩溃来得特别早，一般十五、六岁开始崩溃，十八、九岁已经崩溃完了，开始重塑人生，到二十五、六岁心灵饱满、肉体充实，一过三十，完全是日臻化境的优越感和目空一切的才华。
       所以，我经常在“工体西路喝九遍”的“百龄潭加脉动”的对饮中，对那些已开始出来混的90后说：要崩溃就趁现在崩溃，扛到二十五、六再崩溃，那你整个青春都搭里头了；绷到三十以后再崩溃，那你整个人生都搭进去了。出名要趁早，崩溃也要趁早，长痛不如短痛，短痛不如早痛。
       1979年，我在798干临时工，车间里有很多初中毕业就当工人的十六、七岁女青年，巨能练白酒，并划得一手好拳。下班之后，我们经常在大山子附近的清真小馆，羊头肉加通州老窖，就划起四季财四。我当时不会划拳，我的拳是后来跟圆明园酒鬼黑大春学的，但当时我已比较能喝，就跟一边起哄架秧子。划拳是一拳定输赢，输者干下一杯就边儿呆着去，赢者继续打下一位，如果打遍通关无敌手，每人还要再干一杯。我们中间有位19岁的女工，身高1米72，盘儿亮条儿顺，号称“拳母”——划拳界的航空母舰，当时我一直以为航空母舰是由女舵手掌舵，所以才叫“母舰”。“拳母”一个通关直打到我这儿，我是最后一道防线，她知道我不会划拳，就掏出一张一毛的纸币，让我猜尾号是单是双，还没有配偶的我，义不容辞猜双，结果那一毛钱的尾号是个1。
       后来，我投身文化潮流时，脑海里一闪现“女权”这个词，就想起昔日798这位“拳母”，她也算得上是一位刚劲的“女拳主义者”。所以，北京应该是中国女权主义的圣地，像李银河、戴锦华、崔卫平、刘索拉、洪晃这五大女权主义高手，经常叱咤一把京华烟云。还把男人帮彻底闪出女权主义世界，勒令他们对女权“无权动”！所以，我觉得“无权动”比“无穷动”更加霸道，更具有女权主义的辛辣。
       对女权无权动，对女人可以动吗？要把女人动到什么程度为止呢？动什么不能动感情为止。为止的意境太闷骚了，所以才有点到为止。点到不想为止，那你这阵子不得安宁。
       在我印象中，最先把女权主义介绍到中国的，应该是社科院外文所英美文学研究员朱虹，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量翻译了美国女权主义的文论。而有一本由张京媛主编的《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》不能不看，这应该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西方女权主义批评文集。英国女权主义大师弗吉尼亚·伍尔夫曾把妇女称作“房间里的天使”。这些“天使”由于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，造成了生活与精神对男性的双重谄媚，她们自觉接受了男人强加给她们的低人一等的观念，形成一种阻障自身创造力的“反面本能”，这是女性自卑心理的一种体现。因而“杀死房间里的天使”就成了女性作家的当务之急，妇女只有闯出自我人生的道路才能写出比较出色的作品。
       然而，我对女权粗浅的认识，则首先来自观赏一个风华少女的划拳，然后上升到文化的境界。修长的手指在大山子昏暗简陋的羊杂小馆中舞动，女孩的语速、拳锋、反应、挑战都不逊于男者，在凛冽霸道中夹杂着娇嗔和妩媚。一眼斜睨男人，一手激昂酒盅，香肩一耸，英雌尽暴，蛮腰一挫，时光顿逝……
       女权，在一个男人比较委琐的时代，必须闪耀光华。比如木子美，她完成了对中国男性性价值的颠覆；比如李宇春，她做到了对中国男性性趣向的指引。在21世纪，当男人的才华几近枯竭，需要女人出手，掀起文化浪潮。否则我们面前晃动的老是余秋雨、郭敬明之类。这之类，的确让我们审美疲惫。我有一种审美之后的疲惫，我的伤悲……
       女权主义，就像一款内衣，环绕着女人最奔放的部位。记得我跟媳妇第一次逛街，去西单中友百货，媳妇看上了一款“戴安芬”。她觉得应该我买单，但我当时犯了一下鸡贼，心想咱们刚认识，以后怎么着还单说呢，就假装要走肾，闪了。媳妇比较刚烈，掏钱就给自己买单，心想北京男人怎么这操性呀？后来我给她解释，我以前不这样，但被生活磨练成这样了，真对不起你，我修行不好，百炼没成钢，成这操性了。